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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420年代:裴松之注《三國志》

來源:中國紀檢監察報發布時間:2020-04-24

  本期提要

  公元429年,裴松之《三國志注》成書。陳壽《三國志》敘事頗為簡略。裴松之的注博引典籍,廣增異聞,補充眾多重要史事,大大豐富了后世對三國歷史的認識。同時,裴注還開創了新的注釋體例,保存了大量魏晉時期的歷史著作,反映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壯大的過程。其學術貢獻,在史學注釋作品中是獨一無二的。

  公元420年代的最后一年,也即南朝劉宋元嘉六年,裴松之完成宋文帝指定的為陳壽《三國志》作注的任務,《三國志注》正式成書。宋文帝覽讀之后,稱贊說:“此為不朽矣。”誠如此言,裴松之《三國志注》開創新的注釋體例,博引典籍,廣增異聞,補充眾多《三國志》失載的重要史事,使人們能夠對三國歷史有更為詳盡的了解,確實是一部傳世經典。同時,隋唐以后,大量魏晉時期的歷史著作散佚,而這些著作因《三國志注》的注引才得以保存流傳。今天借此方能探知魏晉史學的大體風貌,理解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壯大的軌跡。裴注的功績因此就顯得更不可磨滅了。

  陳壽《三國志》成書于西晉太康年間(公元280—289年)。漢晉之際的學風,崇尚清簡。《三國志》受此影響,敘事上追求簡約精審。全書分《魏書》三十卷、《蜀書》十五卷和《吳書》二十卷,計三十六萬多字,敘述魏、蜀、吳三國歷史及其復雜互動歷程,簡潔凝練,毫無冗雜之感。故問世之后,深受時人贊譽和推重:“時人稱其善敘事,有良史之才。”但經過一百多年,到晉宋之際,學術風氣發生變化。人們更重視知識的豐富與詳備。有學者甚至用“知識至上”來概括南朝學風的特點。學風轉變,劉宋時人對《三國志》的評價就不同了,簡約反而成為缺點,認為此書“失在于略,時有所脫漏”。加之《三國志》成書后,又有不少反映三國歷史的著作涌現,陳壽《三國志》遂不能滿足劉宋時人詳盡掌握三國歷史的要求。正是在這個背景下,宋文帝于元嘉五年(公元428年)下詔裴松之,讓他為《三國志》作注。

  裴松之(公元372—451年),字世期,祖籍河東聞喜(今山西聞喜)。他出身高門,二十歲就做了東晉的殿中將軍。劉宋建立,他歷任清要官。文帝時為中書侍郎、司冀二州大中正。裴松之用了一年左右的時間,即高效完成“奉旨尋詳”的工作。據統計,裴注引書“經部二十二家,史部一百四十二家,子部二十三家,集部二十三家,凡二百一十家”,注文多達三十二萬字,僅比《三國志》正文少四萬余字。可謂取材宏富,用功甚勤。裴注的內容,按照裴松之自己的說法,主要分為補闕、備異、懲妄和論辨四類。

  所謂補闕,就是補充《三國志》記載簡略或遺漏的人和事。具體說來,就是清代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所言:“傳(即《三國志》)所有之事,詳其委曲;傳所無之事,補其闕佚;傳所有之人,詳其生平;傳所無之人,附以同類。”這類注文最多,構成裴注的主體,對于深入了解三國歷史,是極為重要的。如曹魏屯田,是曹魏解決軍需困境和經濟問題的關鍵制度。陳壽記載頗為簡略,分別在《魏書·武帝紀》和《任峻傳》,總計用五十四字敘述。而裴注引用王沈《魏書》,補充一百四十七字,全面記錄曹魏屯田的背景、過程和效果。又如曹操的建安二十二年(公元207年)八月令,是曹操不拘品行以招攬人才的重要舉措。《三國志》并未記載,而裴注引王沈《魏書》作了補充。再如曹丕《與吳質書》,是建安文學名篇。《三國志》所錄不過二百字,而裴注詳引魚豢《魏略》,所載多達八百余字。再如王弼是正始玄學的代表,《三國志》僅以二十三字記之。裴注引何邵《王弼傳》補其生平與學說,引張華《博物志》介紹家世,引孫盛《魏氏春秋》反映時人評價,為后世研究魏晉玄學,提供了重要史料。紀傳體史書,人是靈魂。裴注還補充了四十二個《三國志》未曾提及的人物,這其中就有著名的發明家馬鈞。正是從裴注中,我們得知他發明了織綾機,制造過指南車。

  所謂備異,就是保存不同記載。所謂懲妄,就是考辨其訛誤之處。裴松之一般是在《三國志》所敘史事下,補引其他史籍的異說,再以“裴松之案”的形式,考辨陳壽或其他史家的訛誤,以求明確歷史真相。如諸葛亮與劉備初次相見之事,《三國志》所載為劉備“詣(諸葛)亮,凡三往,乃見”。但魚豢《魏略》、司馬彪《九州春秋》所敘不同,言其為諸葛亮主動拜訪劉備。裴氏將《魏略》記載列入注中,此為備異。裴氏進而對此說加以辨析,據諸葛亮《出師表》“先帝不以臣卑鄙,猥自枉屈,三顧臣于草廬之中,咨臣以當世之事”,指明“非亮先詣備”,此為懲妄。顯然,備異與補闕性質相同,屬于史料的搜集整理。而懲妄則是史實的考證與研究。

  所謂論辨,主要指裴松之個人的史事議論、人物評價和史學批評。裴松之作注,除增廣事實之外,還有一個重要目的:“總括前蹤,貽訓后世”,也就是汲取歷史經驗教訓。裴氏經常通過自評或引用他人評論來發表對史事人物的看法。如建安十三年(公元208年),曹操攻取荊州后,欲東下消滅孫吳。謀臣賈詡另有主張,認為不如安撫荊州百姓,使之安土樂業,則無需征戰而孫吳自服。陳壽敘事說:“太祖不從,軍遂無利。”表明陳氏是贊同賈詡的。裴松之卻不以為然。他批評說:“臣松之以為詡之此謀,未合當時之宜。”接著全面分析當時的割據形勢,指出此時為實現統一之良機,曹操南下滅孫吳的行動,“非失算也。(賈)詡之此規,為無當矣。”今天看來,裴注中此類對人物史事的議論,頗多保守迂腐之見。但裴松之對于魏晉史學著作的批評,卻是很有道理的。

  裴松之對魏晉時期的大多史著都不滿意,都有批判。他特別強調史書應“直書實錄”。根據這一準則,裴氏批評魚豢《魏略》有“妄說”,謝承《后漢書》有“妄記”,王隱《晉書》有“虛說”,干寶《晉紀》有“疏謬”,張騭《文士傳》“虛偽妄作”。對于樂資《山陽公載記》和袁暐《獻帝春秋》,裴氏的批判尤為尖銳,說他們“輕弄翰墨,妄生異端”,是“史籍之罪人”。對于陳壽《三國志》,裴氏也并不手軟,批評他撰述類傳之時,沒有堅持“以事類相從”的原則,導致“夜光”(月光)與“蒸燭”(火炬)同傳,“失其類矣”。裴松之通過此類注文,表達了他對史書撰述原則和撰述體例的獨到見解。

  總體來看,裴注不僅增補歷史記載,而且考證歷史真相,討論史著得失。這種注釋取向,是此前沒有過的。

  我國自東漢時期起,逐漸有對歷史著作的注釋。體例上,史書注釋一直受經書注釋影響,內容主要局限于音義解釋、名物訓詁。不論是徐廣注《史記》,還是服虔、應劭、韋昭、晉灼、蔡謨注《漢書》,都是如此。而裴注將注釋重點轉至歷史事實的增補和考訂上,這等于擺脫經注范式,開創了新的注釋體例。同時,其意義還不止于此。由于注經與注史不同,注經是為闡釋義理,名物訓詁即可達到目的。注史則是為探明歷史真相,僅有名物訓詁是遠遠不夠的。因此,裴注以增廣事實為注釋取向,這實際上意味著史學脫離經學而獲得獨立。

  今天我們提及古代典籍的分類方法,最熟悉者莫過于“經、史、子、集”四部。這個分類中,“史”居第二,非常顯眼。但史部取得這個位置,有著一個后來居上的發展過程。西漢時期,劉向劉歆父子校訂皇家圖書,編訂總目錄,稱為《七略》。其中有《六藝略》《諸子略》《詩賦略》等,卻根本沒有史書的獨立位置。《戰國策》《史記》等都被列入《六藝》之“《春秋》”家,處于經書的卵翼之下。到了西晉,秘書監荀勖編《中經新簿》,他將群書分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部,其中丙部有史記、舊事等。史學才擺脫經學附庸的地位,開始獨立成為一個門類。東晉時著作郎李充厘定四部,調整荀勖次序:五經為甲部,史記為乙部,諸子為丙部,詩賦為丁部。史書升格,成為“乙部之學”。這種調整被《隋書·經籍志》繼承,并用“經、史、子、集”取代“甲、乙、丙、丁”,一直沿襲至清。史學何以在兩晉時期獨立呢?最重要的原因,就是魏晉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史學著作。也正是依靠這些史著,裴松之才能實現注釋體例的突破。史學的獨立與史注的獨立,步調是相一致的。今天,我們閱讀裴松之《三國志注》和它所保存的魏晉史著,還能感受到這種步調。(本欄目總撰稿為卜憲群,本期作者為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連雯)

 

  大事記

  公元420年

  六月,晉恭帝禪位于宋王劉裕,劉裕稱帝,建立劉宋,改元永初,改《泰始歷》為《永初歷》。

  公元421年

  北涼國主沮渠蒙遜進攻敦煌,西涼國主李恂自殺,西涼亡。西域諸國皆稱臣朝賀于蒙遜。

  宋武帝劉裕殺晉恭帝。

  公元422年

  宋武帝劉裕崩,以檀道濟、徐羨之、傅亮、謝晦為顧命大臣,太子義符繼位,是為宋少帝。

  北魏南侵,克滑臺(今河南滑縣附近),陷青、兗諸郡(今山東西部、河南北部一帶),進逼虎牢(今河南滎陽西南部)。

  公元423年

  北魏陷洛陽(今河南洛陽),克虎牢,據司、兗、豫諸郡(今河南東南,山東西南一帶),夷許昌(今河南許昌)而還。

  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崩,子拓跋燾繼位,是為太武帝。

  公元425年

  北魏遣使于宋,兩朝通好。

  大夏國主赫連勃勃死,太子昌繼位,改元承光。

  北魏五路并進伐柔然,柔然部落大驚,絕跡北走。

  公元429年

  北魏太武帝詔崔浩等續修國史,敘成《國書》三十卷。

  宋文帝命裴松之注《三國志》,七月,書成奏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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